河流设卡之所，河流交汇之处，便是人流骈集之地。倘若一个临河之地，既有卡，又多水融汇，那么其热闹景象和文化底蕴之多元便也不言自明。小河驿，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了解河流如何塑造城市的一个窗口。在它多元的历史文化深处，摇曳着一道道戏曲的幽光。
小河驿初闻昆曲
天气渐热，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如果以西瓜比喻运河文化，戏曲文化当为其中不折不扣之任何等分的一片。由于运河交通的便利，明代各地家班得以沿运河往来于扬州、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之间游动演出，乃至乡野村间，也流行起了昆曲。明末白话小说集《豆棚闲话》第二则便有村民看昆剧之说：“昨日前村中做戏，我看了一本《浣纱记》，做出西施住居苎萝山下，范大夫前访后访，内中唱出一句说：‘江东百姓，全是赖卿卿。’”
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年六十岁的邹迪光率家班沿运河放舟，到北新关时，竟令家班在关河上高歌昆曲。事见其所著《调象庵稿》卷十八，内有一诗：《舟过北关，令家童捻管度曲，两崖间出视，次若抚兄韵》。今将诗文全录于此：“霞幢云翣拥回波，杨柳丝丝曳棹过。宝瑟半弹《别鹤操》，玉童齐唱《懊农歌》。麝兰香焰浮赪鲤，麈尾谈高出翠蛾。书在关门腾气紫，谁来乞得五千多。”《别鹤操》，乐府琴曲，此处意在表达漂泊水上的离别情绪。《懊农歌》，即南朝时期的吴声民歌。此处当非写实，即当时玉童齐唱的当非民歌，而是借以指代用吴地声腔唱曲，即昆山腔（昆曲）。因为邹迪光是极求“雅”之人。潘之恒《鸾啸小品·原近》述其：“授法曲师，务律齐而矩列。画地以趋，数黍以剂。登场者惴惴，惟逸之是虞。”邹本人也曾十分得意地说：“余家歌调实求之于雅，一切金银假面，诨语俚语都所不用。人知其妙而未必真知所以妙也。”
邹迪光，无锡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晚年信奉佛教，名其斋为“调象庵”，《调象庵稿》即以斋名作书名。万历十七年罢归后，邹迪光在惠山下筑愚公谷，自称愚公，时人便也以邹愚公称之。邹家班在当时的戏曲界十分有名，张岱谈自家声伎时说：“我家声伎，前世无之，自大父于万历年间与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诸先生讲究此道，遂破天荒为之。”张岱也曾带领自己的家班沿运河到镇江、兖州游演。虽然张岱并未明确写出离杭水路之经由，但鉴于当时的交通实际，推断张岱走的也是北新关前水路，谅不会离谱。只是目力所及有限，至今尚未找到可证之资。
邹家班为何在北新关唱起昆曲？论起来，无外乎两个原因：环境、个性。由于元末张士诚新开河道，下塘河（即今杭州运河）遂成大运河主道，后又有明宣德四年（1429）设立户部分司（北新关）之事，所有北来船只均需在关外等候报关通行，有时候船只多到一直要排队到谢村。小河驿便也成为明清时期外地昆班沿运河来杭州，本地昆班出游演出的必经之地。潘之恒《西湖曲》云：“昆山女儿十五许，艳杀西湖花万树。……吴舟只泊北关前，二月芳菲桃李妍。”这就是环境的因素。简而言之，运河是流动的舞台，因有北新关，小河驿也成为明代昆曲流布之驿。当时北新关外船里的人，三教九流皆有。想想对“雅”近乎苛求的邹迪光竟能在那样的情境间从容自若，旁若无人般欣赏家童唱昆曲。其意气之风发，风雅之张扬，跃然纸上，颇有魏晋风度。这是个性使然。无怪乎钱牧斋会评价他“愚公亡，而江左风流尽矣！”倘若站在会安桥上回想这段故事，便不难想象当年邹家班在此地河面唱昆曲的情状是何等之“风流”。喧闹的市井间，升腾起超凡脱俗的雅乐。那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不必追问那一刻北新关外的水手商客们听了是否久久难忘，纵然放在今日，恐怕也是要让人念想三日。
汤显祖四过北关
尽管汤显祖一生中到杭州的次数十分有限，住在杭州的时间也非常短，却在《牡丹亭》中给杭州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牡丹亭》之精华部分自然在于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爱情，故事发生地在南安府，但是全本五十五出的后半部分中，则多次出现运河边的城市，其中更有九出戏的场景地是在杭州，分别是第三十九出《如杭》、第四十一出《耽试》、第四十四出《急难》、第四十八出《遇母》、第五十一出《榜下》、第五十二出《索元》、第五十三出《硬拷》、第五十四出《闻喜》、第五十五出《圆驾》。杜丽娘还魂回生后与柳梦梅完婚毕，便在石道姑的陪伴下一起往京都临安躲避。之后，柳梦梅的考取功名、杜丽娘与母亲的重逢、杜宝拷打柳梦梅、皇帝为他们评断等事件，都是在杭州完成的。其中，除了写到运河边的城市，还写到连接这些城市的运河。例如《遇母》里杜母的那句“打不上扬州纂，上岸了到临安。”
汤显祖的诗歌中，也写到过运河，涉及地点有南旺、汶上、张家湾、王江泾等地，有些还讲到运河的功能和盛况。提到王江泾的诗叫《冬至王江泾舟中送彭直指赴逮》（退鹢风初急，啼鸟日正寒。今朝逢柱后，长是发冲冠。似有都船狱，飞霜一诣台。相逢长至日，难道不然灰。）该诗作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冬至，汤显祖以遂昌知县第一次赴北京上计（即述职汇报工作)途中。汤显祖当是在该年冬至日或前一两天，从武林门外乘舟经北新关前往北京。理由很简单，王江泾即今嘉兴秀洲区的王江泾镇，是江浙两省交界之地，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且看《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水道总说》里的一段话：“下塘河，出江涨桥，与西溪及余杭塘河水合流，汇注为杭州运河，越德清界，经石门、桐乡、秀水三县镜，为嘉郡运河，出长虹桥，至王江泾，达江苏吴江之平望。”当时这条水路又叫官塘，汤显祖谅不会绕过如此便利的水道，而走陆路到王江泾再转舟。
这一年他45岁。赴京之前，他在杭州小住了几天，与黄贞父会晤。后来汤显祖辞官归故后多次回忆起这件事，并写下“偶忆西湖残雪处”“忆别西湖有寒意”等诗句。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黄汝亨调礼部，二人在临汝辞别，汤显祖触景伤情，再次回忆了这一次分别，并作《东馆别黄贞父》。汤黄二人在杭的这场会晤，时间是在上计前，还是上计后，存有不同说法。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第一版）曾载：“（汤）二月初六日，离京南归，过杭时，曾晤黄贞父”。但在2015年出版的《汤显祖集》（全编）的年谱中，已无此条。当是徐先生在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中，认定汤显祖上计南归并未从杭州经过。据同书《正觉寺逢竺僧，自云西来访罗夫子不及》笺校，汤显祖自京上计南归后即返乡省亲，并于是年在江西与利玛窦相逢，或即为所据。综合汤显祖这一时期的作品，笔者认为汤黄二人之会晤当在汤显祖进京之前。汤显祖经过北新关的次数，应该至少还有三次，时间分别为万历十年、万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
万历十年（1582），汤显祖三十三岁，应姜奇方之邀到杭州游学。翌年春试，汤显祖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同进士出身，观政于北京礼部。此番从杭州进京赶考，走水路，也是要经过北新关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月，他第二次以遂昌令经杭州到北京上计，其《感宦籍赋》自序：“今上丁酉三月，予以平昌令上四年计，如钱塘，荡舟长日。……童子故以《宦林全籍》进。予览其书，……反覆循玩，亦可以奋孤宦之沉心，窥时贤之能事。感而赋之。”此时，他厌恶官场之险恶、退隐乡间之心已昭然。遂在北京上计期间，向吏部辞官。南归时，已是万历二十六年，遂昌的吏民跑到扬州接他。他写了两首诗，其一即《琼花观二十韵》，内有两句：“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休长此忆琼姬。”他的这份归休之心，比陶渊明连夜挂印而去的《归去来兮辞》更坦率。虽然归隐临川的汤显祖再也没有到过杭州，但他的《牡丹亭》在运河两岸被广为传唱至今，已为世知。
青莎进士唱头演
明嘉靖中期，南戏的四大声腔已随着运河、长江广泛地传播开来。到明万历年间，杭嘉湖地区率先出现了“争尚苏州戏（昆曲）”的时尚。倘若透过文化符号的关联性去理解小河驿和昆曲的关系，那么二者相遇的时间，要早于万历年间。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浙江乡试揭榜前一夜，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到省门等候发榜，独独头名得主，21岁的周诗因沉迷于昆山腔而随邻居一起到戏园看昆剧。直至更漏五下，天色微明，他还是看不过瘾，索性登场串演起范蠡。他在台上唱演之际，看过榜单的人们已纷涌至戏馆，门外聚满了前来报喜者，人们连声高呼“周解元、周解元”。但他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似地，直至演毕，方才回家。周诗恋戏之痴、入戏之深，可见一斑。
明代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的头名叫解元、会试的榜魁叫会元，殿试拔得头筹便是状元。三试皆夺得头名者，即称“连中三元”。嘉靖三十五年（1556），周诗中进士，因而在地方志中又被称为进士君，因其累官至右通政，因而在一些书中又被称为周通政。《湖墅小志》评价他“诗词藻绮，天才俊逸，有傲睨一世之概。”周诗的身世，《北郭诗帐》里丁丙引马三才《松里文选·居竹周公暨配陈孺人墓志铭》注释说：“处士居竹周公者，进士诗之父。……八世祖，居青莎左桥。”根据这段注释，可知周家世居青莎镇。周诗曾于河北为官，因“宽平乐易、清慎勤约、里甲不扰、刑狱称平”而被奉为时之名宦，河间百姓曾立生祠。据《古今图书集成·河间府祠庙考》载：“与鹿祠，有二，一在西关道左，一在鄚城南门左。士民为县令周诗建，……今俱圯毁无存”。看来周诗不仅是钟爱昆曲之士大夫，还是个慈孝的好官。
周诗串演的戏目叫“范蠡寻春”，出自昆曲《浣纱记》第二出“游春”。关于昆山腔何时传入杭州的问题，普遍认为时间至迟为嘉靖二十八年（1549），依据便是周诗串演的这场《浣纱记》是有记载的最早于杭州正式演出的昆剧。当时距《浣纱记》诞生大约六年。然而，如果《浣纱记》是在这一年才传入杭州，周诗又如何会唱？因此，昆山腔传入杭州的时间理应更早。而从周诗串演一事，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青莎镇在明嘉靖时，就已经有人会唱昆曲。第二，昆曲传入杭州之初，青莎镇人就参与其中。如今在小河直街对面的运河东岸，北新关遗址靠丽水路的地方，有一额为“青莎古镇”的牌坊。倘若宽泛点说，可以讲昆曲传入杭州时，拱墅出了一位最先参演者。倘若从牌坊之文脉来讲，可以说小河驿不仅见证了苏州戏班之入杭城，还出过标志性的参演者，是管窥明代昆曲风靡杭城的窗口。
拱墅明贤传牡丹
拱墅人在明朝戏剧界闻名者，除了周诗，还有黄汝亨。黄汝亨曾为小河驿撰写过一篇《南户部郎司北新关璞严荆公德政碑记》。荆公，即荆之琦，字鸣玉，万历四十六年司北新关，“其年奴酋发难，商船匿迹。又雨多丝损，措饷为艰。公乃节公费，裁工食，多解银三千余两。复捐赀修街道十余里。人号荆街。”明代北新钞关首长之职，大多任期仅一年多点。在荆之前的关长，多以完成税额为首急目标，于改善交通方面几无毫力。所以荆之琦的作为，获得万口交赞。黄汝亨更是在文章中对他称赞有加，并以苏堤、芍坡比拟荆街。《记》末，他写道：“以使君之覆露吾浙者，仰视前烈，何多让焉。爰采口碑，勒之贞石，凡履斯境者，尚其念之。”
黄汝亨，字贞父、贞甫。黄母王氏生平奉佛，斋戒礼诵二十年。受此影响，他笃信佛教，以“妙严”二字题其居，人称黄佛儿，平生写下许多题寺院之诗。曾倡募重建武林门外清湖闸边之显教寺，并在一亭中书《华严经》。该显教寺，乃半山崇光寺之别院，始建于绍兴二十三年，初名华严庵。其六世（一说七世）孙黄树谷，字培之，是清代杭城有名的大孝子，亦工诗擅书画，曾千里负其父骸归杭，其《负骸图诗》云：“负骸孤走保阳城，日日愁霖泪雨倾。只有父魂儿命在，夜来同宿昼同行。”七世（一说八世）孙黄易，字大易，为“西泠八家”之一。虽然黄汝亨卸任后，隐居西湖。但其自述，先世于明初从绍兴“徙家钱塘郡左桥里。”尽管无法肯定此处之“左桥”与周诗所居之“青莎左桥”是否同为一处，但是另有资料表明，拱墅乃黄氏世居之地，黄汝亨乃拱墅史上乡贤，为晚明戏曲之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据清代丁申《武林藏书录》载，黄树谷曾于黄汝亨在东马塍的老宅开办广仁义塾。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东西马塍，在溜水桥北，以河分界。并河而东抵北关外，为东马塍，河之西上泥桥下泥桥至西隐桥为西马塍。”北关，有两种解释，一种指五代吴越时期的北关门，即今夹城巷一带；一种是指北新关。《北新关志》里即有称北新关为北关的现象。无论哪种情况，所指都在今拱墅区南部辖境。
黄汝亨与汤显祖为至交，虽年纪比汤显祖小，却是汤显祖艺术和精神世界里的重要支持力量，对其作品的传播，也有着不可磨灭之功。万历三十三年（1605）五月十九日，黄汝亨离开江西之际，特到临川拜访汤显祖，于玉茗堂畅饮至半夜分别，汤显祖尤“黯结不已”。次日一早，汤赶了十五里路，追至城南东馆，又促膝畅叙两昼夜，二十二日清晨才怏怏而别。两年后，汤显祖给钱希言的信说：“贞父（黄汝亨）内征过家，兄须一诣西子湖头，便取《四梦》善本，歌以而入，如醉玉茗堂中也”。另据沈德符《顾曲杂言》载：“黄贞甫汝亨，以进贤令内召还，贻汤义仍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未知于王实甫、施君美如何？恐断非近日诸贤所办也！”可见这次分别，汤显祖还托黄汝亨带书赠送朋友。黄曾批阅《牡丹亭》，视为千秋不朽之作，称汤为“文章大宗”。
黄汝亨不仅与汤显祖相互欣赏、交情极深，也和别的戏剧家有交往。他曾为吴大山的《再生缘》题词，并在给吴之鲸的信中说：“仁仲《再生缘》并寄去，一涉情境。”而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之“张氏声伎”和汤显祖之《忆黄贞父并其高弟罗玄父考廉》等资料则说明黄汝亨本人不仅精通戏曲之道，还有家班。但黄汝亨之闻名青史并非藉此，乃以工诗善文精八股擅书法长于鉴赏及好佛而显名于世。与其同为晚明小品文大家的陈继儒曾盛赞：“往贞父黄公号称海内儒宗，远近负笈而至者，綦舄相啮，弦诵相闻。”又“其著书几与身等，名几与代兴等。”周诗、黄汝亨非以戏曲为业，却在戏曲史中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这种历史现象，或可启迪人们如何处理生活与艺术，俗与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