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积淀，岁月的变迁，以及行政区域的现状，三者叠合而散发出的独特气息，或正是我觉得此地神奇的缘故。倘若非要找一个定义来形容它，我觉得称之为“港”挺适合。它小得像广袤的运河水系边的一条巷子，却有着幽深的历史渊源。它虽小，却如花一样在运河边荡漾着奋斗之美。它虽未曾有地理之港口的模样，却是数万人梦想的启航地和温馨的港湾。它虽非大船停泊之地，却停泊过一艘工业巨轮。尽管它地域狭小，却是运河南端的西走廊，一个神奇而富有想象力的港湾！

　　因桥而名

　　西塘河上有一座桥，桥址在河与登云路相交之处。但乘车的人几乎看不到，步行者若是走登云路北侧，则可借这座桥往来西塘河两岸。这座桥，便是古和睦桥。领略古桥，最好的角度还是要在船中。从古和睦桥上走过无数次，除了对它的古意肃然起敬，其造型、构件对我均无太大触动。或许是因为它和现代钢筋水泥的登云路跨河大桥（新和睦桥）挨得太近的缘故吧。那么煞风景的做法，真不知当年修登云路的人倘使今日再重访会做何感想？我有幸在2017年初夏搭河道保洁船领略了一回古和睦桥的美，那是一种江南特有的诗性美。在船中看到古和睦桥的一刹那，我心一颤：灵性与人文、水与桥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我感受到了我寻找已久的书中的传统水乡气息，那是我在几大闻名于世的江南古镇中也不曾体验过的。

　　但很遗憾，我留意了许多年，至今仍未发现它因何而名、始建于何时、何人主建等相关记载。现今仍可见古和睦桥南面正中石栏板上刻着“清乾隆丙午（1786年）重修”“光绪丙午（1906年）重建”。 北侧明柱有对联：“虹跨东西千门焕彩，霓飞南北四景腾辉”。查阅明万历《钱塘县志》，不见此处有和睦桥。查阅清乾隆《杭州府志》，于卷六可见：“和睦，会安桥直北跨河，今省呼睦桥。”该《志》为郑沄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修。和睦桥的始建时间当在明万历之后，1784年以前。

　　现今杭州城北地区有个传说，讲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对孪生兄弟分别住在西塘河两岸，因分家产而不和大半辈子，老来又想重归于好，但碍于面子谁也开不了口，经高人指点，从各自的河岸边造桥，桥一接龙，兄弟俩便也和睦如初了。所以这座桥就叫“和睦桥”了。这个传说的寄寓很美好，但为附会桥名而编造的痕迹太重。从乾隆《杭州府志》可知，当时的人们对这座桥的叫法，有“省呼”现象，即简称它为“睦桥”。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不论是给人取名，还是给建筑命名，都追求寓意，这也为我们解读和睦桥的命名来源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从语义的角度理解和睦桥名，会有何解？和睦地区紧靠西塘河，也是运河边的商贸之地，“和”是商家、居家的普遍追求，即“以和为贵”。实际上，和睦桥南侧明柱上对联：“一锦旧虹腰北水南来卌五里奔流直与□安通画舫，重修新雁留上和下睦亿万家感仰何殊济险得慈航。”便也说得足够明白，上和下睦，就是上下左右人际关系都相处得很好，简单而言，就是倡和睦之乡风。至于上联，□安，即会安桥。讲的是水系沟连，即《杭州府志》（民国铅印本）所言：“北新桥，有奉口陡门迄会安桥、受苕溪瓶窑之水而来。”此地也是南宋苗木基地之所在，土地丰沃。而“睦”字恰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稔的含义。《国语·越语下》：“五谷睦孰，民乃蕃滋。”韦昭注：“睦，和也。”由于睦又含有和的意思，所以清朝人简称和睦桥为睦桥，也就合情合理了。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想当然，此桥为何叫和睦桥，依然是个谜。

　　古桥重现

　　在和睦地区，同样是个谜一样存在的桥，还有兴隆桥。它隐藏在启航中学东围墙边，2016年整治李家桥河的时候被发掘出来，为单孔石拱桥，东西横跨李家桥河，全长10.2米，拱跨3米，桥平面两头宽中间略窄，最窄处2.5米，最宽处3.5米，拱券以纵联分节并列式砌筑，用条石错缝砌筑金刚墙，石料为严州青石和火山岩石，桥中间栏板上刻着“兴隆桥”，桥拱中心龙门石下方，依稀可辨有“双凤朝阳”图案，桥身南北各存有明柱一对，遗憾的是上面的文字已无法辨认。在1934年的一张该地区的地图上，清晰地标着它的位置，但未标注桥名。这应该是因为它太小了，又位处支流，当年杭城比比皆是这样的桥梁，实在不稀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桥名刻在石板上，却查无历史记载。从这座古桥的模样看，它的建筑年代当不会晚于和睦桥。同样一座桥，因为屡次修建而改名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大关桥之名就经历了永安桥—中兴永安桥—北新桥—大关桥的变迁。兴隆桥会不会也存在这种情况？

　　清乾隆《杭州府志》卷六在记载和睦桥的同时，还记载了以和睦桥为参照坐标的另外三座桥，志云：“三仙、古塔、湘娥，和睦桥北西岸。”从该志的措辞习惯可知，这三座桥定然不是跨西塘河的桥，因为跨西塘河的桥在该志中都会明确写出，例如“板桥，和睦桥直北、跨河，有板桥关。”讲一座桥，以就近的另外一座桥作为坐标参照，可谓修志惯例。正如该志讲和睦桥，以会安桥为参照。综考之，三仙、古塔、湘娥三桥，在板桥（约在今石祥路稍北）与和睦桥之间、西塘河的西面支流上，且距和睦桥最近的应该是湘娥桥。那么兴隆桥最有可能是那一座桥的变名呢？应该是湘娥桥。为此，我专门咨询了祥符地区的原住民，在他们的方言里，“湘娥”“兴隆”的发音很谐近。历代志书存在“史抄”的现象，是另一种较为普遍的惯例，即这一代抄上一代，而并未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湘娥”到“兴隆”，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编志的人将兴隆写成了湘娥，因谐音而讹的情况在诸多历史志书中都可发现。另一种是，修建或重建的时候，发生了有意变更桥名的现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座桥有可能是在哪个时期重建的呢？有两个信息或可作为参考。

　　光绪《杭州府志》记载余杭塘河、西塘河沿线的桥梁时说，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此地遭到严重破坏，而光绪初，正是大兴土木复建的时期。兴隆桥，或许就重建于这一时期，改名于这一时期。

　　当然，这些关于兴隆桥的推测，只是我的孔见，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尚有待后考。但在重见天日的兴隆桥面前，它是不是志书所记载的“湘娥”，并不重要，因为更重要的是，它应该被当成文物保护起来，对于大运河文化带上运河水系边的一座古桥，作为漕运副线直系支流上的一座古桥，它的价值一点也不逊于和睦桥。

　　因河而兴

　　2013年3月下旬，在整治十字港河的过程中，一块随施工翻土露面的陶片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考古人员来到了现场，初步确定为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当年5月至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一步发掘，并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的“吉如遗址”。除了发掘出良渚文化的文物，还清理了1口六朝时期的砖构水井、1口宋代水井与1座唐代土坑墓。《杭州拱墅区吉如遗址发掘简报》认定吉如遗址的意义重大，说就良渚文化遗址分布而言，吉如遗址是钱塘江北岸较为靠南的一处，“在杭州半山至西湖低山丘陵一线的中心位置，东北距水田畈遗址约4公里，西南距老和山遗址约6公里，北距良渚文化中心的良渚遗址群约15公里，这样的地理背景下，吉如遗址位置显现了其特殊性，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吉如遗址，就在西塘河边，与老华丰厂隔河相望，东距京杭大运河约 1100 米。2015年，考古人员再次在西塘河边的公园里发现3处良渚文物的埋藏点，发掘出石犁。

　　考古发现，不仅证明了这个地方的人类居住史之久远和累代不绝，还揭示出西塘河很可能是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存在的原始河道上疏浚而成。南宋淳熙七年（1180），守臣吴渊奉旨开浚奉口至北新桥的河道（即今西塘河），只用了七天便告功成。这件事，已足以说明在此前，这条河道已经存在。逐河而居，是人类早期生活的共同规律。人类文明古国无不起源于水域富集之地，城市文明也无不与水有着不解之缘。1958年，水田畈遗址发掘的时候，考古人员在良渚居址的北面发现3米宽的水沟，长度因未进行勘探，所以未知。在吉如遗址，同样也发现了一条东西现长9米、南北现宽1.1米至2.9米、深0.7米的水沟。虽然还无法判定两处遗址所发现的沟是自然河道，还是良渚先民开挖。但均反映出良渚先民傍水而居，以水为路的社会形态。可以说，吉如遗址和水田畈遗址所体现出来的良渚先民在靠近今杭州城位置的生活居址边都有河流，也是管窥当时的地貌和遗址地先民存在广泛联系的明证。至今，西塘河仍与良渚港相通。

　　曾是漕运副线的西塘河，不仅为杭城带来了浙西各地乃至苏、湖、常、秀、镇江等地的物资，也孕育了沿岸的村落和城镇，早期的和睦地区，便是其一。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这个地区是1983年9月划定。倘若跳开当今行政区划的概念，那么它既是南宋北花园的一部分，也是运河商贸繁华地小河驿的一部分。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东西马塍，在溜水桥北，以河分界，并河而东抵北关外，为东马塍；河之西，上泥桥、下泥桥至西隐桥，为西马塍。……土细敏树，杭城四时花卉于此出焉，今名南花园。北去十余里为板桥今名北花园。”今日花园岗，又曾称花园埂。明人张岱某次途径北新关，因舟人私携越酿，船被关吏扣住无法出行，遂步至花园埂看花。丁丙后人丁以步（宣之）在1919年清明节期间，和友人展墓西溪后绕程北墅游北花园，并作《游花园埂》，内道：“出武林门西北二十里，有羊角埂焉。离塵稍远，景物开旷。周袤十里，居可百家，皆艺花为生，故土名花园埂云。按旧邑志，南宋时东西马塍，悉治园艺，杭城卉树皆出于此。《西湖游览志》谓：即呼南花园，自此北去十余里为北花园。今塍上廛市日拓，南花园早成陈迹。埂在塍北十里许，所谓北花园者殆其是矣。”

　　资本角逐

　　很偶然的机会，我收藏到一份钱江义渡复兴委员会的收据：“今收到钱江义渡复兴捐款，计美金建设公债息票，美金五千元正。俟转解经收捐款行庄，取得正式收据，再行掉（注：原字如此）换。此致！福记，丁裕泉先生。”落款为金润庠亲笔签名，丁裕泉乃是捐款人。美中不足之处，是这张收据未署日期。但大体的时间，还是可以晓得。阮元抚浙时，创设普济堂，手定十二条章程，其一就是设钱江义渡。同治三年（1864）胡雪岩捐资10万两白银在三廊庙建造“钱江义渡”码头，胡氏破产后，义渡一时难以为继，后绍兴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俞襄周向社会各界筹募资金， 钱江义渡得以续办。1937 年 12 月 24 日，杭州沦陷，钱江义渡消失。抗战胜利后，浙江省政府和浙商积极筹划恢复钱江义渡，1946 年 11 月，上海钱江义渡复兴委员会成立，下设四个组，分别是设计组、筹募组、财务组、总务组。茅以升任设计组副主任，金润庠任筹募组副主任。根据募集目标，金润庠预认的是在12月底之前募集1千万元，但最终并未达到，当时整个委员会的募集目标是12亿元。到了1947年3月底，金润庠实募得300万元，这张收据，或即是在此期间立下。这张收据，写在华丰造纸厂的便笺纸上。纸上另印有厂址字样：杭州拱宸桥7号。意味着该厂在运河南端位居要地。

　　说起金润庠，和睦地区的老工人，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曾是华丰造纸厂的掌舵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一部传记也难以写尽。关于华丰造纸厂，同样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座丰碑。1996年的《杭州市轻工业志》里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税利8.2亿元，可建1949年规模的华丰厂175个。”华丰这艘巨轮的辉煌数据实在太多。2017年5月，华丰厂完成了搬迁。2018年1月，华丰厂被列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单。这意味着在和睦驶过了近百年历程的这艘巨轮，即将迈进新的时代，踏入新的征程。当兴隆桥重见天日，有时候想想，方寸之天地间，两座桥，一叫和睦，一叫兴隆，真是概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对先验主义者而言，和睦方可兴隆乃是真理。这一点，在和睦地区的历史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和深刻。仅仅在华丰厂的历史上，便可窥一斑。

　　1943年《征信日报》某期的《工商调查》中，刊登了华丰造纸厂的内容：“该厂设于杭州拱宸桥小河，原名武林造纸厂，创办于民国十年，为杭人俞丹屏独资经营。后因俞氏债务关系，渡让与杭州电灯厂，民国十八年曾租与竟成造纸厂，作为竟成第五厂，竟成租办不就，即行停办，二十年，浙江建设厅将该厂基地机器等，售与褚慧僧、竺梅先杜月笙、叶荫三等，由竺君等另行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改名华丰造纸厂。资本为国币五十万元，至其取名华丰原因，乃表示系大华、民丰二厂合办。大华为叶荫三氏经营，民丰为竺梅先、储慧僧等经营。当时竟成纸厂因其租期未届，中途废约出售，大不满意，竟成厂经理王叔贤乃向监察院控诉浙江建设厅长石瑛，事后虽未得美满结果，但王叔贤始终未与竺梅先、金润庠等合作。”尽管这段文字已被作者安抚得波澜不惊，但依然掩藏不住资本角逐的刀光剑影。因为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每一个人的生平都是写不尽的传奇。“竟成”与浙江建设厅的官司，在那个时期更是“热搜”和头条。我一直有个疑问，杜月笙为何会看中这个地方而当华丰厂的董事长？与青帮的家庙在拱宸桥西有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但是俞丹屏会将武林造纸厂设在此地，当年的浙沪大佬联手一定要收购武林造纸厂，除了看到造纸带来的利益，恐怕另一点就是看到华丰厂的地利。这个地利，或许1933年4月的《化工》杂志刊登的刘泰庠写的《杭州华丰造纸厂实习记》可为我们提供一点资以了解的片段，内云：“该厂位于京杭国道旁，前后皆河，故原料（稻草、石灰煤）均由水路运来，所出板纸亦由船只运往上海总公司畅销”。

　　全世界运河有520多条，面及52个国家，约3000座城市分布在运河沿岸，人们在运河两岸生生不息，创造了璀璨的运河文化。和睦虽小，却著绩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