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向为旅游名城，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彩。然而，今人多聚目于西湖，运河旅游之倡虽有十来年，但吸引力有限，顶多只能算还在起步阶段，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收口”和“兜囊”。考之半山旅游史，起源很早，形态丰富。约略可分为帝王游、佛教游、时令游、名胜观光游，以及宦游、学游、商游等。重视半山旅游资源，推进杭州旅游北上和运河湾郊野公园之打造，或许不唯有益于大城北发展，更有益于运河旅游之发展。笔者企求能对此有所贡献，不自量力撰此拙文，笔功尚浅，权当抛砖，敬候读者赐教。
帝皇游：
始皇入杭第一站，高宗屡次御半山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在位第三十七年的第一个月，始皇帝便带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离开咸阳。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五次出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这是他称帝的第十二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出巡，在杭州留下了一些地名，也留下了传说。例如关于钱唐之名和杭州设县之见于正史的最早记录，即源于此。再如诏息湖。这个湖原本叫“阼湖”，因秦始皇此番东巡会稽在此暂憩，故又称“诏息湖”“御息湖”。诏、御皆是汉语中与皇权关系密切的字。凡是皇帝亲自干的事，皆称御。而皇帝下的命令，又称诏，诏成为命令文体，便始自秦始皇。诏息湖在历史上的名气和地位，好比当今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人不知道杭州西湖。它与临平湖、明圣湖、泛洋湖并为杭州史上四大湖泊。谈论古杭州地理的变迁，几乎绕不开它。
诏息湖旧域，在今半山西麓至大运河之间地带。《史记》载秦始皇东巡路线为：“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秦时丹阳，约在今安徽马鞍山、芜湖一带。今江苏丹阳，秦称曲阿。东汉《越绝书》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牛渚，即海渚。换言之，秦始皇东巡会稽到杭州，走的是一条便捷之路，即充分利用水道的便利，从古丹阳湖到溧阳（今高淳固城），经胥溪运河到阳羡（今宜兴），再经太湖、长兴到杭州。从《史记》笔法逻辑看，秦始皇这一路是比较顺的，可一到杭州就遇到了大事，即“水波恶”。所以，队伍只好停下来了。为什么会停在阼湖边？至少两种原因：一是水波恶的地方，离诏息湖不远，二是诏息湖边有能够眺望察观江势之处，而这个地方，必然是山。淳祐《临安志》云：“自古图谍所载郡国，必系之于山，盖陵谷之迁变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异；山则终古表立，而考论舆地者，恃以为识焉。”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古今地理迁变不常，只有山体是不变的，靠得住的。所以这座山，只能是半山。那么，“水波恶”之处，应该就是古太湖河口湾与浙江交汇之地。
秦始皇有没有登上半山察视江势，史无明记，不好妄断。但从历史的情境推断，即使他没有亲自登山，他的随从中也应该有人登上半山。无论有无，这个地方都可算作他进入古钱唐的第一站，渡江到会稽的重要补给站，渡江策略的诞生地。
相比秦始皇，宋高宗赵构到半山的次数就比较多了。抛开传说和演义色彩较浓的，关于他躲避金兵曾逃至半山，村民救驾的记载，他在半山留下的故事还有几件。一是到崇光寺，他洗过手的地方，则叫“浴龙池”。二是在桃花坞崇恩显义院内御书东坡墨竹赋，御制古诗五首（《全宋词》有录）。这两件事，究竟是否发生在同一年，对于半山文化而言，已无所谓。因为，当他选址于此为母亲韦后造功德寺，已足够体现半山在他心里的分量。
此外，吴越王钱镠也到过半山，也留下故事和遗迹。此处单说一项，即半山地区那个叫巧山的山头，据说便是因为某个七夕他在那里过节而得名。不过另外有种说法，说在七夕驾幸巧山的是宋高宗，不仅山名因此而改，连山上的一座古刹也改称为巧山庵。历史真相如何，且随它去。倒是这“巧山七夕”，似可做点文章。
佛教游：
名山唯闻佛土香，名士远来礼佛山
某日闲翻书，走马观花数了数《武林梵志》卷四、卷五，发现杭州城北这一山脉之寺院，竟有30多处。综合历代文献可知，杭州城北这座山体，山峰众多，峰名亦多。但总体上，则或称半山，或称皋亭山。今若称之为“佛山”，谅不算夸张。清人厉鹗对此山也有过“处处唯闻佛土香”之赞叹。何况半山还有过在南宋时等级仅次于皇家陵寺的崇光寺。这不仅在皋亭山史上，就是在杭州的历史上，也没有一座功德寺的规格能与之匹敌。
自古名山多古刹，是名山又古刹多，佛教游自然就盛。最基础的现象，便是僧人之间的参学交游。例如南宋时德朋随真歇清了从径山至半山，后接任崇光寺住持；元朝学古海随浦尚法师于崇光寺修行，后接任该寺住持；明朝觉浪道盛中兴崇光寺，开枝散叶，其高徒中的两位，观涛大奇接任崇光寺住持，阔堂大文重振上塔伏虎禅院、翠微庵；公元1668年，东越心皋从福建云游至半山，拜阔堂大文为师，习曹洞宗两年，成法嗣弟子，后至东洋弘法，为日本曹洞宗寿昌派开山祖师。诸此种种游方学道、寻师访友、云游参学、朝山礼佛之例，指不胜屈。总的来说，凡佛教徒修行、取经、弘法之活动，乃至名士与高僧交学辩难的山水旅游，文人雅士的佛寺观光，皆可称之为佛教旅游或释游。布袋和尚有偈曰：“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此与儒家所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异曲同工。
公元1319 年，便有一波远道而来的客人。领队者是住在大都的高丽忠宣王王璋。他的母亲乃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其本人又娶忽必烈之重孙女蓟国长公主为妃。此行，他向元帝打的报告是请求到普陀山降香。忽必烈在位时，将大运河拉直了，即从至元三十年（1293）始，大运河不再绕行洛阳。所以他们不需要走海路，沿着大运河南下既方便，又可领略沿途风光。随众中，有一个王璋十分欣赏的人，叫李齐贤，朝鲜古代三大诗人之一，人道是“海东杜甫”。他于1314年被王璋调到中国，1316年奉命前往峨眉山。此番路过杭州，他们登上了半山。李齐贤《高亭山：伯颜丞相驻军之地》诗云：“江上山如淡扫眉。人家处处槿花篱。停舟欲问松间寺。策杖先窥竹下池。帆影暮连芳草远。钟声晓出白云迟。凭栏一望三吴小。像想将军立马时。”据《箕雅校注》，松间寺，即崇先寺，亦即崇光寺。“停舟欲问松间寺”或表明忠宣王一行游览半山的原因之一乃是慕崇光寺之名。顺提一笔，皋亭山，历史上又有写作高亭山、皋苧山。
佛教游之吸引人，也可从建筑史上找答案。自古以来，宗教建筑属于最先发达的一类，美感质量高，可以满足人们观光探胜的审美需求。这也是信仰之外，佛寺之所以令人向往的原因。因此，佛教游能成为中国古代旅游史里最庄严辉煌的篇章，其功，则又当归之于信仰、建筑美感、山水风光三者之合力。
来华游：
海军中尉来探地，东洋鹿门夜泊舟
清同治十三年，即日本明治七年，公元1874年。12月11日，天气晴朗，两位日本人带着一名翻译，从上海租了一条中国船，雇了三名舟子前往杭州。船租加舟子的劳务费合计为洋银六元。船于下午4点钟起锚，五天后，即16日上午8点10分，到达半山脚下。这两位日本人一叫曾根俊虎，另一位是海军大会计柳园町田。
1873年12月，26岁的曾根俊虎升任海军中尉。1874年，因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台湾，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9月，他被派往中国。此行他写了两本书，即《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以下简称《别录》）和《清国漫游志》，前者成书于1874年，后者于1883年编撰出版。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撰的。前者属日记性质，后者是文学性游记散文。两书中，均提到半山的桃林和衣锦桥。《别录》中写道：“拂晓前三点一刻离开上安……七点过临平……八点过王云石桥……八点十分在桃林前经过。桃树皆不过四尺，不甚高也不甚低。右边有山，中间有娘娘庙，风景可爱，其山名叫半山……十点过百福桥，距离王云桥十里……十一点一刻过衣锦桥。”上安，即海宁长安；衣锦桥，又称半山桥。百福桥和王云桥之所在，虽不知具体位置，但可知他们八点十分就到了半山，十一点十五分才从半山桥离开。所费3小时零五分钟。那么这段时间他们花在了哪里？花在了探视半山、绘制图纸的事情上。曾根俊虎当时是海军派到中国的间谍，所以日记体的《别录》实际上是军事侦探的记录。
九年后，另一位日本人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也同样以日记形式记录下他的中国之行，他就是冈千仞。王韬《扶桑游记》中说：“日国人才，聚于东京，所见多不凡之士，而鹿门尤其佼佼者。”冈千仞，便是王韬推崇的“鹿门”。光绪十年（1884）五月五日，冈千仞从东京出发，五月十三日在上海登岸，闰五月十二日，夜泊谢村。次日一早，冈千仞便醒了，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的运河晨景：“日升江心，水雾胧明。蜒户渔屋，三五相接，使人恍然为在梦境之念。”冈千仞在杭州住了8天，于闰五月廿一日赴绍兴、余姚、慈溪等地，六月十七日返杭，廿六日赶往上海，其日记云：“酉牌登舟”“夜泊半山”。为何要在半山过夜？冈千仞没有讲，只好推测。冈千仞来杭时，日租界尚未设立。拱宸桥两岸还是“一片旷野，两岸皆农桑田亩，杂有庐墓”。而当时的半山，则是入杭的地标，更因介于上塘河与大运河之间，雇舟入杭，不仅走上塘河要经过半山脚下，走京杭大运河，也能够看到半山。诚如《杭州关十年报告（1896—1901）》里那段讲从嘉兴到杭州的话所言：“直到非常接近杭州时方见有山。租界的东北向是一脉山丘，所谓‘半山’，距离约四英里，树木葱茏。”半山的地理优势，使之能为中外来杭者所瞩目，此又可称之为路过游或交通游。
节令游：
半山观桃由来久，竞至香市买泥猫
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载：皋亭山“宁宗皇帝御书三字扁于华严寺之山腰，有崇善灵慧王之祠，名半山庙，旁有水瓮及桃花坞。”这条记载的信息量很丰富。华严寺，就是崇光寺，在今拱墅半山杭钢范围。崇善灵慧王祠，便是皋亭神祠，俗称半山庙，正是皋亭山又称半山的出处。只不过后来因为崇光寺之不存，加上半山娘娘庙在民间本就有着广泛的名气基础，所以今人遂以为半山之名源于娘娘庙。而桃花坞之名，则表明半山桃花胜景至迟成名于南宋。此后，历代为之倾心风靡而至者数不胜数。
老杭城著名花景，所谓“三雪”者之绛雪，说的便是半山的桃花。另二雪分别为：梅花，名香雪；芦花，名秋雪，均在今西溪。半山观桃成为老杭州的时令民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但是关于半山桃花的记载和诗词，多得不得了。今举几个例子。雍正《浙江通志》：“皋亭山刘坟村，每当春日，桃花盛放，一望如锦，游人多问津焉。”范祖述《杭俗遗风》：“半山在艮山门外，水旱路皆十五里。至其地转弯，则两岸数里均栽桃花。”康熙《仁和县志》：“今山前后，桃花最繁，延播十里，游人载酒往来，妇女入半山祈蚕，清明时络绎不绝。”厉鹗诗云：“皋亭山下集游船，半载尊罍半管弦。”
倘若要问昔时半山一年中什么辰光最热闹，当属桃花盛开的季节。但是，这个时期里老百姓到半山，并非只冲着桃花去。1897年5月1日《申报》上有篇文章这样写道：“半山……山麓中有一丛祠，供奉马头娘，俗呼为半山娘娘，相传三月十五日为神诞之期。是月，乡人之育蚕者，结队成群，均往虔爇心香，以求庇荫。”杭嘉湖地区，堪称中国之丝府，天下之蚕仓。桑业的丰收，蚕宝的健康，那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半山娘娘，则是业桑育蚕人们心中的保护神，甚至一度还被视为“兼掌婴孩生死及妇人生产之事”的神明，所以至半山娘娘庙进香的妇女，年盛一年，扇影衣香，络绎于道。妇女又带着儿童，老少皆有，船只纷至，天气好的时候，一日之中进香者往往有数百号人。
桃花盛开的半山，正是“居民每藉礼佛而兼游山”的时节，形成了半山香会、半山香市、半山观桃等民俗活动。这些民俗，也直接带动了本地的生产。当时的半山村民，擅于捏泥作猫，半山娘娘庙外“卖泥猫、马头者，亦不知凡几，无不得善价而沽。”马头现在已经不知道是何物，可能也是泥塑。范祖述《杭俗遗风》讲半山出产泥猫，“大小塑像如生，凡至半山者，无不购泥猫而归。亦一时之胜会也。”泥猫之所以那么受香客青睐，主要原因也是和桑蚕文化有关，养蚕之家相传泥猫可以辟鼠。甚至传说每年半山所有出售的泥猫中，必有一只能变成活猫。1873年5月1日《申报》上就有篇文章讲半山泥猫捉老鼠的事。说是有户人家买了泥猫之后，有天晚上刚要入睡，却听到老鼠凄惨的叫声，第二天早晨起来，看到两只老鼠被咬死在放泥猫的案几上而泥猫则不知所踪。这则传闻读来颇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却可反映出当时泥猫在养蚕人家心目中的影响力。除了泥猫、马头，半山还有一样特产具有桑蚕文化内涵，即纸花，每当庙会之际，娘娘庙中便会“制办纸花供于神龛前，乡人争购，云置诸蚕架之上，以为可获丰收。”纸花，或即为蚕花。旧时半山时令旅游活动，给半山老百姓带来的经济效益，蔚为可观，据当时报上云，“庙外各项卖买，更属利市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