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舆论将这打假事件定义为“形式主义”时，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基层社会治理，如何才能实现高效与公平，如何才能满足群众农本朴实的需求与现代城市管理实际的矛盾。

　　武汉“封城”期间，在社区隔离过程中遭遇的诸多问题与难题，其实都是对现行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拷问和挑战：在重大考验面前，基层管理和服务人手严重不足，社区自治机制和社会服务体系不能自发高效运转。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与居民民众的期待都有不小的落差。所以，武汉社区居民喊出的其实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不满，更是对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不满。

　　是政府没有运转么?我想应该不是的。疫情开始以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的高度重视，也做到了高效布置，但经过层层传递，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事实证明，真正找到、落实社会基层自治的好模式，一定比自上而下的要求和约束成效高，治理好。从武汉市民“打假”说开去，要总结这场疫情防控战中的得失，将基层社会治理向前推进。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克服。”这是加强基层治理第一条。加强社会治理，关键是要发挥居民的主动性，发挥群团等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各方一起努力，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比如去年，区人大开展了业委会作用发挥的调研，全区349个住宅小区中，已成立业委会108个，占比31%。2017年，上海市12100多个住宅小区中，10700多个小区已经成立业委会，占比88%。与上海相比，我区组建数量和比例都不高，成长发育较慢。老百姓对发挥业委会作用，加强基层治理需求迫切。我们据此提出了业委会发展“三（五）年行动计划的建议。一是条件好的小区，应建必建。二是条件一般的小区，创造条件建。三是条件不成熟的小区，政府帮助建。

　　加强基层治理除了要发挥居民群众积极性以外，党委政府居中统筹更是缺少不得。类似于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的典型案例，恰恰说明现有疫情防控管理体系还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在加强基层治理的实际过程中，始终要把党委政府的核心作用立起来。自治的本义是自愿组织、自主事务、自我管理、自我负责。如果能在党的领导下，社区居民真正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估计武汉居民不会，也不应该向领导喊“打假”，而是反思自我管理出了问题了？那样就不是向中央指导组来“告御状”，反而是我日三省乎己的内生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