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忽然就想作一篇《旧日记里的拱宸桥》。

　　原因有二。

　　一是许多名人的日记中，皆提及拱宸桥，虽其中大多数难以单独作成一篇文章，但这种现象值得汇总，愿能有相关——例如名人、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领域的方家对此加以留意。

　　二是“旧日记”这三个字，给予了一种时间沉淀的温度，使他感到一种散漫的厚度和时间指向，既窄也广，亦肉亦素。

　　于是，便有了此文。

　　而郁达夫、周作人的日记虽数次提及拱宸桥，却早已广为人知，本文所举的日记，亦只是众多写有拱宸桥的日记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任轩/文

　　人生羁旅最后驿

　　行过拱宸桥

　　光绪三十年四月廿一日，即公元1904年6月4日，微阴。

　　两朝帝师、四朝元老翁同龢，虽年已七十有五，但腰腿仍健。这一天，他从苏州启程，悄然前往杭州看望身患重病，以浙江布政使衔代理浙江最高长官（巡抚）事的翁曾桂，顺带也作散心之旅。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浙江巡抚廖寿丰在拱宸桥通商场设立“专为保卫中外良民，驱除奸暴，保全地方安静”的巡捕房，此为浙江警察之发端。

　　后来，1903年6月25日，浙江当局在巡捕房基础上于杭州设立浙江省巡警总局，便是翁曾桂的手笔。

　　翁曾桂，翁同龢之侄。其父翁同书，乃翁同龢长兄。

　　翁同龢一行到杭州时，天气早已阴变雨。

　　此番杭州之行，他们搭乘的是一拖四小火轮船队之其中一条小船。从苏州出发，经平望、震泽、南浔、过荻港、明湖，四月廿二日下午一点半抵达拱宸桥，然后移舟北新关，雇轿入武林门。

　　归程时间为四月廿四日，乘坐的是大东公司的轮船。翁曾桂之子翁惠夫到拱宸桥送行，他们在船中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畅谈至船将解缆才惜别。五点半船开了，但驶出一会儿，又在洋关停留了半个多小时。原因不详。

　　这是翁同龢最后一次到杭州。

　　翁同龢离开杭州回到常熟才一个月便逝世了。而在他逝世一年多之后，一位与他关系密切、交谊三十年、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人也在日记中写下一行关于拱宸桥的字。

　　执笔拱宸桥者

　　是状元，是先生，亦是旅人

　　有句古语云：有状元老师，无状元学生。但翁同龢与张謇则打破了这种现象。

　　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张謇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十二岁的张謇高中状元。

　　甲午战争之后，张謇转投身于实业和教育，胡适曾评价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而影响及于全国。”（《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1905年11月，张謇携友乘大东公司的轮船自上海赴浙江考察生意和访友，11日途径拱宸桥。

　　其日记写道：

　　“至杭州拱宸桥。商业未盛，倡寮独多。”（次日，他们从江干渡江前往临浦。十三日夜，返回杭州。）

　　日记虽只有寥寥数字，却显示出他曾在拱宸桥短暂的驻留，并以实业家敏锐而犀利的眼光判断出拱宸桥当时的商业境况。

　　而另一位清代状元在日记中记录拱宸桥时，离清朝被推翻已经不远。

　　1911年8月28日，时任浙江学政使的袁嘉谷于早上七点钟舟抵拱宸桥，随后乘火车入杭城。

　　袁嘉谷，1903年经济特科状元。1909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木瓜之役”，袁嘉谷在动员夏震武辞职不被接受后，单方面作出决定，让年轻开明的杭州人孙智敏取代夏震武，平息了风波。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氏回云南故乡，在云大执教十余年。

　　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又成为近代大学有影响力的教授，并在日记中写到拱宸桥者，袁嘉谷并非唯一。

　　例如，还有蔡元培。

　　蔡元培的拱宸旅记

　　一扇通向大运河航泊文化的视窗

　　蔡元培日记中，多次出现拱宸桥，跨度自1899年至1939年。

　　1899年9月25日的日记，记录了他约日本驻杭领事速水谈事，因速水去了拱宸桥而未能会面。

　　1939年6月10日的日记，记录了他收到友人来信，得知友人沈荣棠移住拱宸桥两宜里正四处找工作等消息。

　　除上述内容之外，其余皆是其人生行旅中经停拱宸桥的笔墨。

　　这些日记中的蔡元培之到拱宸桥，或于晚间、或于午后，覆盖了早中晚三个时段。

　　有时他从上海、嘉善而来，有时由杭州出发，有时他从绍兴来转，有时则从嘉兴乘过路汽船到拱宸桥。

　　从蔡元培日记可知，1901年，拱宸桥到上海，除了大东公司的船，还可以乘坐利用公司的船。而1907年，则又可搭乘戴生昌公司的船。

　　从杭州到上海、苏州，水上交通线虽并不完全一致。但苏杭间，除了翁同龢走的航线，其实还有另外一途——从苏州到嘉兴，经石门、崇福、塘栖到拱宸桥，即不经由南浔的航道。这条路线的浙北段，也是当时沪杭线的主道。

　　但无论是蔡元培的，还是翁同龢的日记所揭示的水上航线，均映照着经济支配的规律。

　　蔡元培的日记中，轮船公司的增加，是轮船业发展的体现。翁同龢日记则反映出苏杭间当时的轮船业，其航线有时候乃受所拖带船之属性和目的地支配。这种支配，本质上就是经济利益在驱动。

　　轮船公司天然有着盈利诉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拖带些不同地方、不同类别的货船，顺便多接一些不同地方的乘客，绕点道又有什么不可以，毕竟相较于手摇船，已经物美价廉速快了许多。

　　蔡元培的日记，不仅让我们看到杭州与外地的水路交通，也是了解本地驳运的一个小小的牖。

　　交通形式故更新

　　最钟意，还是船行经

　　袁嘉谷之所以能从拱宸桥乘火车进杭州城，乃是杭州江墅铁路在1907年8月底建成通车。

　　在此之前，城内与拱宸桥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船、轿子、人力车三种——当然，有条件者还可以坐马骑驴开小汽车，没有条件者还可以步行，但皆不能归为公共领域的设施。

　　因此，1907年以前，在拱宸桥与杭州其它地区的区间交通换乘，蔡元培既见过挤船的蚁行，也有坐轿的奔赴。

　　例如——

　　1900年5月17日，他从杭州毛竹弄搭戴生昌轮船局的驳船到拱宸桥，“船挤不得行”。

　　再如——

　　1906年正月初四（1月28日），蔡元培离沪赴杭，次日下午三点钟到达拱宸桥，“坐船进杭州城”。二月初十日（3月4日），他离绍兴赴上海，于清晨到西兴，“乘轿至拱宸桥。”

　　然而，即便是已经有了火车，运河的轮船非但没有消失，还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据杭州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显示，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拱宸桥与上海之间已有轮船。这一年农历十月初八下午，孙宝瑄辞别叔父母，出城顾船到拱宸桥，日落时分，搭乘轮船前往上海。

　　沪杭、苏杭、锡杭等地间的客船之相继停开，则在本世纪初。所谓“一觉困醒到苏州”，这条运河航线也曾是新婚夫妇旅行结婚的甜蜜水道，至今仍活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暗沉岁月笔迹中的过拱宸桥

　　受知于蔡元培的黄炎培，其日记显示，1922年3月8日，他与第一任妻子王久思相偕乘火车从上海到杭州。只是次日他们到拱宸桥是如何去的，并未谈及。

　　实际上，尽管江墅铁路已经开通，但车站之间的接驳，仍离不开船。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日记便记录过一件事。

　　1915年2月14日，阴历恰是正月初一。他们从上海乘火车赴杭州，因事先并不知道初一往拱宸桥的火车是要停发的，所以抵达艮山门后，他们不得不徒步沿铁路线走到艮山门的一个码头乘船。然而，船小人多，难以容纳，他们又只好步行至拱宸桥。

　　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期间，多次到过杭州，有时候走运河水路乘船而至，有时坐火车，几乎每次都要到拱宸桥过夜，此地的大东公司似乎是他到杭州的窝。他对铁路各站十分熟悉，其日记中写道：“现闸口至拱宸桥间一日往返五趟。嘉兴至闸口间一日午前、午后各往返一趟。从嘉兴至拱宸桥，须至艮山门换乘。（1909年7月5日）”

　　大东公司是日本人的，所以日本人走水路到杭州，大东的船是首选。

　　1906年，第一次到杭州的德富苏峰，搭的也是大东的船，只不过是大东的私家船。7月29日，当他在一片喧闹声中醒来，船已经靠在了拱宸桥畔。离开杭州时，仍旧是在同样的地点上了来时的船：“日程迫近，下午五点，我们恋恋不舍地从拱宸桥下解缆起航，坐着我们的私家船向苏州赶去。”

　　竺可桢这一笔 历史节点的磅薄一笔

　　这部日记，就是与《翁同龢日记》《蔡元培日记》《忘山庐日记》同样享有盛誉的《竺可桢日记》。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竺可桢在日记中写拱宸桥时，人并不在拱宸桥，而是在建德。那是一个阴雨天的星期五，时间为1937年12月24日。竺可桢在日记的开头记了一笔“敌兵至拱宸桥。”

　　敌兵，指的是日寇。当竺可桢在日记中特意写上这一行，意味着浙大离开暂歇地建德已经刻不容缓。因而，这一笔，也可被视为竺可桢率浙大师生踏上漫长、艰辛、曲折之西迁征途的大背景的一个注释。

　　中国人写日记的历史，堪称悠久，然而究竟起源于何时，却难详究竟。若说写运河的最早的日记，当然非唐代李翱《来南录》莫属。而若要说日记之风的高潮，则又非近代人莫属。

　　但是，在日记中谈及拱宸桥，寥寥数语，却有着磅礴张力的，竺可桢的这一笔，在我心中是头筹。

　　旧日记里读桥

　　数语成大观

　　我曾有过许久的疑惑，为何近代那么多士大夫、文人墨客、教育家等热衷于写日记，并公之于世，这不是有违于日记的私密性吗？

　　如今恍若有所明白，在黑灯瞎火的年代，写日记，或许可作如许几种意义来观视。

　　一如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写日记是存在感的一种需要。

　　二如佛家之我，一种无我之我，即写日记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了给世界留点什么。

　　三或许只是一种到此一游的记录习惯，类似于今日微信朋友圈的某些现象。

　　四是为了备忘或出于回忆。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民盟先贤，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的宋云彬在1955年4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时任交通部长的章伯钧（民盟和农工党创始人之一，第一任交通部部长）沿运河南下巡视各地，于当日自嘉兴乘专轮赴杭，他与浙江省交通厅正副厅长赴拱宸桥迎候。并在日记中回忆：“余至拱宸桥为平生第二次，第一次在一九二五年、以潘枫涂（潘念之）、顾作之、韩宝华等制造谣言，谓夏超将逮捕余及宣中华，迫余自拱宸桥乘轮船避往苏州也。”

　　无论是何种情况，在今天能读到那些文字，都是一种幸运。因为无形中，它们不仅呈现出拱宸桥的种种切面，还令不同的人在穿梭时空的阅读与探寻答案中获得共时空的精神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