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晓岳

　　近年来，“网红”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种营销方式和渠道。在疫情之下，不少地方出现农副产品出现滞销的状况。于是，许多地方政府也尝试线上直播带货的形式推销本地农副产品，为了吸引流量，更是有了县长、市长“抛头露面”，走进直播间，干起了主播的行当。

　　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社会，县市长直播带货这样的新鲜感和“反差萌”必然会形成“吸睛”的效果，引来大批的关注。同时，县市长出面推销的农产品，背后是用政府公信力为产品质量背书，在网友、消费者眼里那就是品质可靠的保证，再加上原产地直接发货，价格又是“地板价”，自然也会受到大家的热捧。一时之间，县市长“直播带货”蔚然成风，销售数据也节节攀升，广大网民用自己的订单对县市长直播带货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县市长直播带货在互联网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热议。应该说，各个层面对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正面肯定占了大多数。但在一片击掌叫好声中，还是有几个问题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第一，只唯数据论成败。直播效果好不好，关注度与销售额是最直观的。于是有的地方为了领导直播时的流量或销售数据好看，就专门发布红头文件，不仅让党员干部当观众，还要求必须购买领导直播带货的商品，甚至有些地方还规定了“最低消费”；有的地方只重销量不管成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搞促销，宁愿“亏本赚吆喝”也要数据好看；还有的地方弄虚作假用“二次下单”“下单再退单”的方式，人为制造销售火爆的假象。网上有微信群截图反映某地教育局要求下属学校发动学生及家长围观领导直播带货，并且要求点赞留言，消息一经爆出便引来大量“吐槽”，原本好好的领导直播带货当场“翻车”，留给大众的不再是政府助力复工复产、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良好印象，而是弄虚作假、强买强卖的负面新闻。其实，领导干部作为市场的裁判员，本就应该带头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既然选择下场参与竞争激烈的直播带货，那么就应该用运动员的身份公平竞争。领导干部自身情况不同，本着为民解忧的态度参与直播带货，尽己所能、量力而行本无可厚非，非要强买强卖、盲目攀比以至于弄虚作假，那就是搞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了。

　　第二，资金绩效的问题。县市长毕竟不是“网红”，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基本只限于一县一域，要吸引足够的关注，光靠新鲜感和“反差萌”还远远不够，那就需要有直播平台或者“网红”进行“引流”，于是各地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兴起，也带动了网红和流量平台生意的火爆。有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反映时下领导干部直播带货，“领导讲面子，直播带货时观众一定要多，销量一定要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网红或‘大号’蹭流量，以至于现在网红和流量平台相关收费也水涨船高。”由此便有一个疑问：带货收益有多少，能否抵消掉“引流”的成本？假如政府花钱“引流”进行直播带货，却只是“花钱赚吆喝”，不能给困境中的农民、企业带来足够收益，那么这笔支出的绩效便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第三，可持续性的问题。直播带货不是领导干部本职工作，所以县市长直播带货也只会是一阵风。风过后，怎样才能打响品牌、提高知名度，保持持续稳定的销售，应该是各地政府关注的重点。靠领导干部带货，能红一时，靠质量、口碑、渠道，才能保持销量不减。这一方面需要农民、企业练好内功，提高产品质量，紧跟消费者需求，增强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借助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契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培育当地特色产业，为产品销售主动牵线搭桥、畅通渠道，把直播一时的关注度转化为长期的“流量”，才能更持续有效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